海阳市古国古城源流考及遗址发掘报告

导论
海阳地处山东半岛南部，南濒黄海，地势北高南低，山地、丘陵、平原与海岸兼备。在通常的历史叙事中，海阳的建置起点往往被追溯到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设立的大嵩卫，或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裁卫设县。然而，近数十年的考古工作揭示出更为深远的历史层次：城子顶遗址将海阳的城邑史前推至龙山文化时期；嘴子前墓群以“杞伯每亡鼎”的铭文，证实了春秋时期杞国贵族曾迁徙至此；昌阳故城与观阳故城则承载了秦汉至隋唐的县级行政记忆；而大嵩卫及其烽燧军寨体系，则是明代海防制度在这片海岸线上的完整投射。本文按时代分层，梳理海阳境内古国、古城与海防遗存的源流，汇总有据可查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成果，并辨析文献与考古之间的关键疑点。
一、史前城址：城子顶龙山文化城址
区位与发现。城子顶遗址位于海阳市方圆街道北城阳村西南，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1982年以来，国家、山东省考古研究机构及山东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先后多次对遗址进行调查，采集到陶鼎、鬶、罐、盆、杯、器盖等残片，其中包含蛋壳陶杯口沿和罐腹残片；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凿、锛、双刃石镰、磨盘磨棒等；骨器有角型器、针、锤等。
关键勘探成果（2020—2021年） 。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对城子顶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考古勘探，最终确认该遗址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城壕保存较完整，城内生活区、手工业区、居住区等分区明显，城址范围约12万平方米。
学术意义。城子顶是海阳境内目前唯一经考古勘探确认的史前城址。12万平方米的规模、明确的功能分区与保存较好的城壕，表明在距今4000余年前，海阳沿海地带已经出现了具有相当组织化程度与防御能力的中心聚落。这一发现将海阳的“城邑”记忆从明代卫所上推了两千余年，是海阳历史深度的基石性证据。
二、古国遗存：杞国与嘴子前墓群
杞国东迁的背景。杞国是夏朝王室后裔建立的姒姓国家，初封于今河南杞县一带。西周至春秋时期，杞国因受周边大国挤压而多次东迁。传统文献对杞国迁徙路径的记载简略且多有歧异，杞国是否曾迁至山东半岛东部，长期缺乏实物证据。
嘴子前墓群的发现与确认。嘴子前墓群位于海阳市盘石店镇嘴子前村东北的一处台地上，面积约1500平方米。自20世纪70年代起，墓葬的陆续发掘为鲁东地区的东周考古提供了关键材料。四号墓的发掘被专家誉为“半个世纪以来山东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该墓出土了一件青铜鼎，铭文直接刻有 “杞伯每亡” 四字——“伯”为爵位，“每亡”为国君之名。这件“杞伯每亡鼎” 成为证明墓主身份与国属的“铁证”，嘴子前墓群由此被确认为春秋中期杞国贵族墓地，证实了杞国在迁徙过程中确曾驻足于今海阳地区，而后再南迁至安丘、淳于一带。
墓葬等级与随葬品。四号墓出土了一套完整的 “九鼎八簋” 青铜礼器组合。按照周礼，九鼎八簋是诸侯级别的配置，表明墓主（可能为杞国国君）拥有崇高的身份地位。此外还出土了编钟、编磬等乐器，以及兵器、车马器和大量玉器、漆木器。嘴子前墓群是海阳境内目前唯一有明确国属与国君级身份证据的古国遗存，其学术价值在于以出土文字与礼器制度的双重证据，将杞国东迁的文献叙事落实到了具体的考古遗存之上。
三、秦汉城址：昌阳故城与观阳（长广）故城
1. 昌阳故城（汉代）
沿革。昌阳城西汉初期置于文登西南昌山之阳，西汉中晚期西迁至今海阳市行村镇庶村一带，设盐官署，属东莱郡。王莽时期改称“夙敬亭”，东汉复称昌阳，西晋元康八年（298年）迁至今莱阳境内。昌阳故城的西迁与盐官署的设置直接相关，说明海阳沿海在汉代已是重要的食盐产区，行政中心的迁移服务于盐业管理与转运。
遗址现状与出土遗物。昌阳故城及墓群现叠压在庶村的民房、蔬菜大棚及周围田野之下，201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的地面遗存以大量汉代建筑构件为特征：村南“南城子”地下0.5米处即有成堆的大板瓦、小筒瓦、平板砖残片，并曾出土铁质工具、钱币及“大泉五十”陶质钱范；尤为重要的是出土了直径约50厘米的卷云纹青灰色大瓦当和宽三四十厘米的大板瓦，这类大型建筑构件通常用于官署或高等级建筑。村东“东井子”一带发现三合土筑砌的城门座基，村西“西城子”地下堆积大面积古代碎砖瓦，村西北有俗称“西郭”的高台地。村东白沙河西岸的汉墓群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陆续出土陶罐、铜镜、剑、矛、弩机、铁犁头及半两、五铢钱等文物。
考古工作状态。昌阳故城迄今以地面调查与遗物采集为主，尚未开展大规模正式发掘。2022年，海阳市博物馆已编制该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方案。城址的城墙走向、城门结构、官署位置等核心信息，仍有待系统勘探确认。
2. 观阳（长广）故城（汉—唐）
沿革的复杂性。观阳故城位于海阳市区北35公里的发城镇发城村东部，南临昌水河。其历史层叠远比单一县治复杂：西汉时为长广县治；东汉建安年间（196—219年）于长广县设长广郡治；东魏兴和年间（539—542年）置观阳县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废观阳，故名“废城”，后演变为“发城” 。换言之，同一城址先后承载了县级治所与郡级治所的双重身份，是海阳境内行政等级最高的古代城址。
遗存状况。古城毁灭的具体时间与城市布局尚不清楚。1957年村民曾发现夯土城墙基；1982年村修排水管道时发现大量汉代陶器残片，并出土铜矿渣、坩埚等冶铸遗物。遗址采集标本包括铜镜、陶壶、钱币及泥质灰陶罐、豆、瓮、板瓦残片等。铜矿渣与坩埚的发现提示该城址可能兼具手工业（冶铸）功能，这在鲁东汉代县城中并不多见。观阳故城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样未开展大规模正式考古发掘。
四、明代海防遗存：大嵩卫与烽燧军寨体系
1. 大嵩卫城
建置与形制。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魏国公徐辉祖与都督朱复奉命设立大嵩卫，卫城由指挥使邓清督建。据《海阳县旧志》载，卫城为砖城，“周八里，高一丈九尺，厚一丈五尺，池（护城河）阔八尺，深一丈” ，设四门：东永安、西宁德、南迎恩、北翊清，楼铺二十八座。卫城领中、前、后三千户所，是明代山东都司下辖的重要海防据点，东接威海卫、成山卫，西联鳌山卫，守卫海岸线长达500余里。
兵力配置。卫城驻军体系完备：京操军春戌745人、秋戌746人，定期轮戍防倭；捕倭军246人；城守军258人，负责城门与城内巡逻；屯田军428人；守墩军27人；守堡军14人。海岸沿线配置墩台7座（草岛嘴、望石山、新安寨、擒虎山、杨家嘴、刘家岭、麦岛）、堡5座（界河、青山、小山、黄山、管村）、炮台1座（烟台山），并设有多处军寨。这一“卫城—千户所—军寨—墩堡—炮台”的层级体系，完整呈现了明代海防制度的空间布局。
考古调查。2021年4月9日至18日，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海阳市博物馆联合开展了大嵩卫海防遗址考古调查，共完成8个镇街30处海防遗址的实地调查与复查，其中复查原有遗址14处，新调查录入军寨、墩、堡等16处，对所有遗址进行了GPS定位、测绘、拍照与标本采集。此次工作以调查、测绘与信息录入为主，未对卫城本体进行考古发掘。大嵩卫城的地上砖城在近现代已基本拆毁，其城垣基址、城门位置与城内布局的考古确认，仍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2. 卓格庄烽火台遗址（2024年正式发掘）
发掘背景与经过。为配合海阳市辛安核电1、2号机组建设项目，2024年10月至12月，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日照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海阳市博物馆对卓格庄烽火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位于辛安镇卓格庄村北凤台山顶部，西距海岸线约250米。
发掘方法与主要收获。发掘采用探沟与探方结合的方法，以烽火台台体为中心布置10×10米探方10个，另设南北向与东西向探沟共6条，实际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经清理确认，烽火台由护台、台基和台体三部分组成。台体呈不规则圆形，底部南北长33.8米、东西宽24.8米，残高约2.7米；台顶呈馒头状，面积约9.4平方米。发掘采用了1/4对角法清理了台体的东北角与西南角，初步摸清了明代海防烽火台的结构、布局与修筑工艺。
学术意义。卓格庄是海阳境内第一处经正式考古发掘的明代海防烽火台遗址。此前对大嵩卫体系的认识主要依赖文献记载与地面调查，卓格庄的发掘则以地层学与建筑结构的第一手材料，为山东沿海明代烽燧的形制、营造方式与戍守功能提供了科学参照，也为明清海防研究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五、史料考辨疑点
1. 杞国东迁的考古实证与文献叙事的对接，是海阳古国研究中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但也需审慎界定其边界。 嘴子前墓群以“杞伯每亡鼎”与“九鼎八簋”的组合，确证了杞国贵族曾活动于海阳一带。然而，“杞国曾迁至海阳”与“杞国都城在海阳”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判断。嘴子前是贵族墓地，而非都城遗址；杞国在海阳的政治中心（都邑）位置，目前尚无考古线索。将嘴子前墓群直接称为“杞国都城”，是超出证据的推断。
2. 昌阳故城与观阳故城的“城址叠压”与“行政层叠”需要区分。 昌阳故城经历了“文登昌山→海阳庶村→莱阳”的空间迁移，庶村城址是其在西汉中晚期至西晋期间的存在形态。观阳（长广）故城则是在同一城址上先后承载了长广县、长广郡、观阳县等不同层级的行政建制。二者的历史逻辑不同：昌阳是“城随行政走”，观阳是“行政随城叠”。在叙述时不可将两种模式混同。
3. 大嵩卫的考古工作尚停留在调查阶段，卫城本体的城垣、城门与衙署布局仍缺乏发掘实证。 2021年的调查完成了30处海防遗址的定位与建档，但大嵩卫城本身并未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关于卫城“周八里、高一丈九尺”等形制数据，均来自《海阳县旧志》的文献记载，而非实测。卓格庄烽火台的发掘为理解海防体系的基层单元提供了科学样本，但卫城这一指挥中枢的考古空白，仍是海阳明代海防研究中最待填补的环节。
4. 城子顶龙山城址的“城邑”属性已获勘探确认，但其与后世行政建置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沿革关系。 城子顶是距今4000余年的史前城址，其废弃远在秦汉置县之前。将城子顶与昌阳、观阳等汉代城址串联为“海阳建城史的连续线索”，在地层学与年代学上缺乏依据。城子顶的意义在于证明海阳沿海地带的早期文明高度，而非为后世城邑提供直接的源头。
小结
海阳的古国古城遗存，呈现出四个彼此独立、年代跨度巨大的历史层次。史前层次以城子顶龙山文化城址（约12万平方米，有城壕与功能分区）为代表，是海阳城邑史的最早物证。古国层次以嘴子前杞国贵族墓地为核心，“杞伯每亡鼎”与九鼎八簋的组合，将杞国东迁的文献记忆落实为确凿的考古遗存，但杞国在海阳的都邑位置仍待探寻。秦汉至隋唐层次以昌阳故城（盐官署与大型建筑构件）和观阳故城（郡县叠压、冶铸遗存）为双轴，前者体现了滨海盐业对行政布局的牵引，后者则展示了同一城址上行政等级的累积。明代层次以大嵩卫及其墩堡军寨体系为骨架，2021年的系统调查与2024年卓格庄烽火台的正式发掘，使这一海防体系从文献记载走向了考古实证，但卫城本体的发掘仍是未竟之业。海阳的历史深度，不在于某一条连续不断的“建城脉络”，而在于这四个层次各自以独立的考古证据，诉说着这片海岸在史前聚落、东周古国、汉唐县治与明代海防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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